1965年元月，我在大连工学院化工系正欲回家过春节时，学校开会动员报考研究生。由于我们刚刚结束学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三查运动），那时学习唐敖庆教授在1963年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365体育》，使我们对唐教授非常崇拜，于是在同学的激励下，我贸然地报考了吉林大学（以下简称“吉大”）物质结构基地（现理论化学研究所的前身）唐敖庆和孙家钟老师合招的物质结构专业研究生。但是当我找全复习参考书时才发现，在应考的6科中，物质结构课程（含徐光宪先生的两册物质结构和唐有琪先生的一册结构化学书）却是我们工科院校不曾开设的。我犹豫起来，多亏我们系主任李吕辉教授（教我们物理化学课）、副系主任王晋华教授（教我们配位化学课）和周卓华老师极力鼓励，我才横下心来在一个月的复习时间里重点自学这三本教材。当我顺利录取并到吉大报到时，不仅感到吉大美丽厚重，更感到老师和同学的热情。研究生科长周文升老师告诉我，你考的还不错，唐老师今年只招你一个外校的学生；并特别指出，一般都是理科学生考工科研究生，而你是全国第一个从工科逆流考入理科的，高教部很重视，认为这可能是加强研究生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一条路，过些日子我们共同总结一下。一席话让我热泪盈眶，我的忐忑、自卑和怯懦瞬间褪去，被学校的包容和开放的宽广胸怀所感染。她是那么纯挚、不拘一格地接纳了我这个异校的学生，使我情不自禁地从内心发出了“我爱吉大，吉大是我家”的心声。随后，我们专业的新研究生集体去拜访唐老师和孙老师，他们亲切地嘱咐我们要先好好地参加运动，回来之后再努力学习，其音容笑貌至今留在我的脑海中。当近年我看到《365体育》（林梦海等，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119页）中所述“李前树是1965年考取唐敖庆的研究生的，唐敖庆还记得他的物理化学考了98分”时，我不禁涌出了泪水。

入学之后，我们集中学习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文件，在此期间，新研究生的共青团支部组织一次团会，讨论一名吉大入学的新研究生的入团问题。当时大多的发言都指出他的一些缺点。因我不了解情况没有发言，但团委的陈老师也让我谈谈想法。我认为新生中只他一个人是非团员，他有急切的入团要求和行动，虽然可能有些缺点，但是如团章所说，共青团是学习共产主义的大学校，正因为他还有缺点，才需要学习。我们可以让他先入校学习，这样进步会更快，因此我认为他可以先入团，以便大家更好地帮助他。我本以为我的异议会受到大家的非议，但出乎意料的是大家讨论后同意了我的意见，而没有轻视我，我真感到学校允许发表和认真听取不同意见的宽松和开明的氛围。

1965年10月，我们随学校赴吉林省农安县8号公社9号大队加入了其“四清工作组”，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晚上开展“四清运动”。次年5月，我们吉大师生撤出工作组，研究生去辽宁省锦州石油六厂参加由中科院长春应化所高分子研究室等领导的多单位聚氯乙烯橡胶生产实验大会战。一次会战组开会讨论制定聚氯乙烯橡胶生产流程设计方案，会议不很热烈。坐在我旁边的较熟悉的应化所高分子研究生张连仲小声跟我说：你是学化工的，能帮我们看看方案有什么问题吗？我没敢吱声。主持人老师发现后，就让张连仲发言，张指着我说我是让他发言。主持人点到我，我很窘迫，虽觉得这个设计中的净化原料流程先通过高吸附性的分子筛吸附塔，再通过低吸附性的硅胶吸附塔，从物理化学来看是不合适的，但也不愿在这么多人的会上提出。抬头间看到我的大连工学院物化老师李吕辉系主任正在注视我，我想他也应该看出这个问题，若我不指出他会否觉得我给大连工学院化工系丢面子？我停了好一阵，看到大家仍都在注视我，于是横下心来指出了这个问题，并强调我这是按照李吕辉老师教我的物化课联想到的，不知是否正确。散会后我感到很不自在，晚上去向领队的陈老师汇报了这件事，他不仅没有批评我，还说这是一个学术问题，谁都可以发表意见，相互争论完全是正常现象，我们学校一向提倡学术自由，有问题就要指出，不要怕东怕西，真理只有一个，关键是你是否掌握了真理。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学术自由，也决心作为吉大的学生必须要学习和发扬吉大的学术自由风气和追求学术自由的精神。

进入6月份，工厂里开始批斗反动学术权威，厂里的总工程师也被批斗。不久我们就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进行大批判、大辩论、大串连，接受毛主席接见······。到1968年初，国家废除研究生培养制度，我们开始自谋工作。由于原拟定的留校不成，8月只能回原籍工作。虽然我们在这三年中没有读一天业务书，但是我们接触了工农，他们的辛苦劳作，贫俭生活，质朴待人，长期坚守等等这一切深深撼动了我的内心，他们像我们的父母祖辈一样，如此艰难地供养我们的衣食，我们何以为报？从那时起，我们应如何为工农服务已成为我常思考的问题。在此期间，因为吉大全校各专业研究生共组成一个研究生班，在参加文革的同时，我们也在闲暇时间相互交流一些不同的专业知识，记得那时我非常愿意听中文系费锦昌讲文学史和一些名著、历史系林沄等人讲历史和考古。他们也教我篆刻印章，我也给他们讲碳放射性考古判断年代的原理。我们非常羡慕物理系金泽辰能解释各种物理现象和数学系金培良奇妙的数学运算。这种相互交流使我们学到其他学科的知识，在他们引导下看了不少其他专业的有趣资料，给我们不少的启发，为今后的学科交叉和文理融合打下了基础。学到了一些平时恐怕想不到去学习的非专业知识和技能而终身受益，这一切都是最难以忘怀的。

1968年8月，怀着对吉大无限留恋的心情，回到原籍去营口市塑料板材厂报到后，先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年半，又分配到挤塑车间当工人三班倒一年余，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直到1971年中调往新成立的营口市石油化工研究所。当时辽宁省是工业大省，城市户口每人每月仅供应三两食用油。为解决吃油困难，省里特批100万元，开会组织攻关，并拟批大连化物所的动物油和沈阳化工研究院的植物油合成两个项目。我所是从各工厂调来的三十多人组成的新所，对该项目无竞争力，所里只派我一人随市里参会，但市里仍让我在会上发言，提出一个合成方案。我深知这是难以完成的，情急之下，我想起净化润滑油的废料中有羟基酸，若能直接将柴油氧化制成羟基酸，用之代替油漆生产中的食用油，也可以达到增加生活食用油的目的，但其技术就简单得多。我请示所里和市里直到开会都没有得到答复，按序到我市发言时，无奈之下，想到吉大学术自由的精神，我就汇报了此方案，并意外地得到一位省领导的支持，获得4万元的资助。由于所内缺乏设备和人力，我同所里三位同志一起到营口市润滑油脂厂和工人相结合进行研发。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克服很多困难，完成了任务，并通过了兰州、沈阳、长春等油漆厂节、代植物油应用实验，最后通过省里验收，并以我所和工厂的名义对“柴油馏份液相氧化制羟基酸”进行总结，发表在《365体育》1976年第4期26-32页。在研发中，我不仅学习了工人师傅的优秀品德，而且深深地钦佩他们的聪明才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使我真正认识到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能远比自己的高，只是他们让出了上大学的机会，否则我们就难能有今天。只从这一点，我就应终身地感激他们，不忘报答他们，自觉地为他们服务，绝不能背叛他们，甚至欺压他们。这使我回高校工作后，很愿意招收工农子弟研究生，并在北京理工大学工作时坦然接受部分人戏称我为农民科学家。我深深地感激吉大精神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

孙家钟教授（左）指导李前树（右）

1978年4月，经唐敖庆老师报请教育部批准，调我回吉林大学理论化学研究所（简称“理化所”）工作，被分配当孙家钟老师的助手。同年5月，国家恢复研究生制度，我拟与几位吉大的昔日同窗一起重考研究生，但没有得到唐老师的批准。当研究生报到时，我同他们一起去看望唐老师，再次表达了不能和他们一起学习的遗憾。唐老师说我可以先随堂听课，并做点辅导工作，有可能参加论文答辩。这时我才知唐老师考虑到当时各校的师资和条件，为了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将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和吉林大学六校及中科院有机研究所和药物研究所的30名研究生组成跨校的研究生班，和同时入学的200多名教师和科研人员组成的量子化学进修班一起由六校的量子化学教师给他们轮流授课，并让杨忠志老师和我担任唐老师讲授的量子力学和量子化学两门课程的辅导老师。我虽心有恐惧，但在唐老师的鼓励下，每天随同学上午或下午上四节课，晚上7点就要去答疑。当唐老师讲完量子化学课后，杨老师和我又将唐老师的讲课内容整理成《365体育》一书出版，并获得1987年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1979级吉大量子化学研究生入学后，唐老师先让我给他们晚上补30学时的线性代数课，又让我给他们讲授量子力学课。我当时很是忐忑不安，唐老师鼓励我：“我们当老师的，一辈子一要教书，二要搞科研，只要认真努力，就能教好书”。为了讲好这门课，我事先写好讲稿，请唐老师审阅后再去上课。他逐页地审批我的讲稿，甚至把错别字和不当的符号都一一改正，使我非常感动。他特别告诫我讲课一定要脱离讲稿，才能随时观察学生对讲课的反应，才能有的放矢地、深入浅出地给学生讲好课，并强调讲课最重要的是对课程的理解。只要自己真正明白，就能给学生讲明白，至于教学方法可以慢慢提高，讲出自己的风格。于是我按唐老师要求，在4节课中脱离讲稿讲课。几年后，唐老师不再讲授量子化学课，而让杨忠志老师和我二人分讲了该课程。其后不久，长春光机学院（现长春理工大学）因当时学生的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USPEA）的量子力学考试成绩不理想，学校欲请吉大教师去给该出国考试班讲一个学期的量子力学课，我又被派去讲课，并由该校的郑延友老师担任辅导教师，他和我也常在一起讨论课程。十多年后，我在清华大学物理系陈学俊课题组与他重逢，得知他们当年的出国考试班后来全都出国，他也去加拿大研究动量谱，这次是应清华大学的邀请帮助研制动量谱的。现在回想起来，十分感谢那时唐老师的教导和关心，以及教学实践的锻炼使我初步传承了唐老师为首的吉大化学系讲课风格。

1980年唐老师的业务助手杨忠志老师将赴国外学习，我接替其工作，除为唐老师的授课答疑外，还在唐老师的指导下利用图论和差分方程方法进行具有重复单元的共轭大分子的结构研究。其后，又进行了硼烷、碳烷和过渡金属羰基化合物等原子簇结构和结构规则的研究。唐老师勤奋严谨的科研作风、对科研难点的敏锐洞察力、纯熟的数学推导和对研究结果的精准分析及其严格的逻辑推理深深地影响着我，也使我非常钦佩。

我作唐老师业务助手时的1982年是中国化学会成立50周年大庆，唐老师应邀作《365体育》的报告，主要讲释唐老师在配位场和分子轨道理论两部分的工作。我按唐老师指示准备完讲稿并印刷后，唐老师又告诉我可能有两个外国专家应邀参加会议，需要准备几份报告的英译本。当时我面有难色，因为我从中学到大学都是学俄语的，只是偶尔听几堂英文选修课，连26个字母都难读正确，此后再没有机会接触英语，怎么能翻译这么长的文章？但唐老师微笑着坚定地说：你不翻译让谁翻译呢？还有一个多月时间，快回去翻译吧。于是，我只能找来几本英语自学书和字典，请教过理化所的刘国发老师后，边学边译边打字，终于按期完成了任务。这使我其后开始能写英语论文，但总因没受过语音训练，口语还是难以令人满意。

我虽然参加硕士研究生的全部考试，甚至群论和数学物理方法都得了满分，完成了群论方向的硕士论文，但总因没有参加入学考试而不能答辩。这段学习不仅丰富了我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也使我的科学研究受到了正规的训练，和同学们的讨论和合作加深了我对学术交流和合作的认识。另有一个意外的收获是，我的自然辩证法开卷考试论文“试论化学中分析与综合的方法论问题”，由于正逢吉大社会科学版校刊欲出版《365体育》中的“科学的灵魂”专辑，被授课的张长城教授推荐该文入编。到1980年正式出版时，我发现共收录16篇论文，科学方法论5篇、数学4篇、物理学4篇、化学只有唐老师和我的两篇论文，这是我在吉大发表的第一篇论文。直到1984年国家开始招收在职博士生，我才得以同等学历资格考取了唐敖庆老师的在职博士，并因我发表过上述的自然辨证法论文，而免除了同等学历考生入学考试中的加试自然辨证法科目。不过让我尴尬的是，曾听过我讲授线性代数和量子力学课程的1979级研究生叶元杰早我两年考上唐老师的博士生而成为我的师兄了。1987年末，我获取了博士学位，其间的1985年被评为副教授，毕业的次年1988年被评为教授，并且由于发表过多篇英语学术论文而免除英语测验，成为当时吉大最年轻的理科教授。

1984年夏，民盟中央在北京举办第二期多学科学术讲座，唐老师赴京作十次学术报告，我随唐老师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寓居月余，期间我们租赁到兵器工业部大型计算机进行了过渡金属原子簇的计算研究。当时，北京天气很热，每次上午唐老师讲完课衬衫都被汗浸湿，但他还是乐此不疲地跟我讲述他讲的内容中还有什么工作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下午或晚上继续跟我讨论研究课题。1985年4月和1987年10月，唐老师先后在复旦大学和南京大学举办为期月余的微观反应动力学讲习班，唐老师每天上午讲授4节课，晚上我去答疑，听课者主要是研究生，他们非常钦佩唐老师完全脱稿讲课和在黑板上默书长长的数学公式所表现出的惊人记忆，我也告诉他们唐老师无论在吉大或者外地讲课历来如此，他们深感惊异和由衷的崇敬。

1986年2月，唐老师赴京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主任，4月末让我去北京在基金委作他的兼职秘书，并分配每月前三周在基金委工作，后一周回吉大协助指导研究生并处理唐老师在吉大的一些业务事宜。当时我正在攻读在职博士学位，因此在北京时白天处理基金委的工作，晚上和周日就作论文课题，直到1987年末博士毕业，之后唐老师让我继续随他作高碳原子簇的工作。每到月末左右，当唐老师告诉我可以回长春时，我就急忙赶回吉大。那时交通不便，车票难买，时间又紧迫，有时不得不站票回长。每次回长先跟学生布置工作和商定好一周的工作计划，有时还要集中讲课，每年都要讲原子簇结构和微观反应动力学两门课中至少一门课，工作一周后再重返北京。唐老师暑期也常常回长春办班讲课和指导科研，如1986年7月受国家教委委托举办了全国量子化学教学研讨班，1988年 7月举办长春地区高分子标度讲习班，1989年7月受国家教委委托举办全国高分子标度讲习班，1994年受国家教委委托举办全国光谱学讲习班和谱学理论与技术研讨班等等，我都随之回长听课，并为其讲课答疑，如时间允许，我也会在此期间为吉大理化所研究生讲一门课程。

李前树教授（右）协助唐敖庆院士（左）工作

1987年9月，我随唐老师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代表团访问联邦德国的几个科学基金会。记得我们在洪堡科学基金会访问时，他们对唐老师的研究工作非常熟悉和赞许。当他们聆听了唐老师介绍中国科学基金的情况后，主动提出加强合作，并邀请我们代表团全体团员作为申请他们基金会的青年学子的特邀推荐人。回国后，有几名代表对中国的留德生进行了推荐，确无一例外地获得了洪堡资助。1993年1月，应麦松威教授的邀请，我陪同唐老师访问香港中文大学，并顺访香港其他各高等学校。唐老师在香港中文大学报告基金委的工作时，手无讲稿，将每年各项基金资助及经费使用情况讲述得非常具体，和打印材料中的数字完全吻合，听众都很惊讶。有人当场提问，唐老师是否有过目不忘的天资，唐老师谦虚地回应：“并非如此，我每次作演讲前，必在心中默念几遍，直到熟练。”唐老师这种对工作的认真使大家很受感动。访问期间，正值杨振宁先生作为香港中文大学的兼职教授在香港中大工作一个月，唐老师和他很熟悉。有时进餐时相遇，常到一个餐桌边吃边谈往事，完餐后有时一起在校园散步，也有过几次互访。

唐老师在基金委任主任时，非常忠于职守，严格要求自己遵守纪律，无论是什么关系，甚至多年好友，也从不替其探问基金评审情况，更无一例打招呼要求照顾之类。这使委里同志们非常钦佩和尊重他。他也严格要求委里各部门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要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绝不允许破坏制度，因此，国内广大科技人员都非常认可基金委评审的公正性。唐老师对基金委的上报材料和数据非常严肃认真，反对粗枝大叶。记得一次开委务会，唐老师虽从不用笔记，但当一位局长汇报当年的资助基金数和上一次不尽一样时，唐老师立即指出，而这位局长翻了半天笔记才发现确实有误。另一位局长在汇报各部门的经费支出后，有的领导问一共支出多少经费，这位局长要去汇总计算时，唐老师当即说出总数，当时大家不甚相信也没在意，直到这位局长算完后发现和唐老师给出的结果一致时，众人无不惊异唐老师的记忆力和速算能力。大家都说唐老师的脑子像计算机一样，同时也无不钦佩唐老师听取汇报时的认真态度，以后各部门的汇报都非常谨慎，有的甚至把数据单独列出来，反复核查。还有一次，国务院要求基金委向几个相关部门呈送一份相关工作报告，经办人员直到提交期限的前一天下午才向唐老师汇报，听完汇报后，唐老师提出几个问题请他们再修改一下，他们当时害怕上报时间已临近而来不及修改，建议先只将错处改正。但唐老师坚定地说：“原则问题不能掉以轻心，方针政策的底线不能突破，你们若能改最好马上去改，否则把材料留在这，明天7点再来这里审稿。”他们走后，就指示我如何按他的意见修改，如何突出几个关键观点，并建议我多找几个打字员明早打字。第二天，唐老师7点以前就让我先向他汇报修改要点和结构调整情况，随后正式开会听取大家意见。作些修改后就分开打字装订成册，按时进行了上报。唐老师在整个过程中，没有批评任何人一句话，但是用事实教育了工作人员，也影响了整个基金委，极大地调动了每个人的工作主动性和自觉性。唐老师就这样通过言教身教给全委树立了廉政、勤政、坚持原则、严格自觉执行基金委决策的榜样。

孙家钟院士（左）与李前树教授（右）合影

1992年，唐老师主动卸任基金委主任，改任名誉主任，并决定寓居北京。同时，先由北京师范大学上报人事部调我到北京工作。随即转调我到北京理工大学任教，并继续让我兼任唐老师在基金委的秘书和吉大的业务助手。虽然我调离了吉大，但经国家教委批准仍为理论化学计算国家重点实验室（吉林大学）在编人员和吉大理化所的兼职教授。在吉大，由唐老师和我共招研究生，每年给理化所研究生上一门课程。自从唐老师到基金委工作，他和我合著出版了《365体育》《365体育》以及《365体育》三部书，前两部书分别获得国家部级奖励。2000年，唐老师和我以吉林大学为完成单位的原子簇的结构规则和化学键研究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我作为理论化学计算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在编人员，除进行讲课和指导研究生外，还在2000年和2004年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检查和评估中，作为5个专题报告的第一个报告人，介绍了我们实验室在原子结构方面的研究工作。直到2006年，我去华南师范大学工作才结束了在吉林大学的工作。

从1965年我考入吉大研究生班到2006年结束在吉大工作的41年中，除1968年到1978年的十年期间回原籍在工厂和农村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外，其余的30余年都与吉大息息相关。三年的研究生学习期间，参加了“四清运动”、锦州石油六厂的顺丁橡胶会战和文化大革命，使我接触和初步认识了工厂、农村乃至整个社会。1978年重回吉大，有幸能跟随唐敖庆老师团队学习和工作。1992年调至北京理工大学后，仍作为理论化学计算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在编人员和吉大兼职教授，继续跟随唐老师教学和科研。唐老师丰厚的学识、杰出的业绩、严谨的学风、创新的精神和谦和的人品，深深地教育着我。这一切都是我人生中永不能忘却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吉大和唐老师团队的影像已不能磨灭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中，吉大和理化所成为我永久的精神家园。吉大宽松氛围中潜移默化的教育，使我学会了感恩和包容，培养了学术自由和辨证思辨的精神，影响了我的一生。我爱吉大，并深深地祝愿吉大越办越好，早日跻身世界高等学校强校之列。

作者简介：

李前树，1968年、1987年先后在吉林大学化学系、理论化学研究所获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曾任吉林大学理论化学研究所教授，唐敖庆院士兼职秘书。